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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城市永不停息的声音

时间:2016-04-22  来源:未知  作者:义乌出租车网

小说中的穆斯塔法跟着哥哥哈桑从土耳其中部的科尼亚地区到伊斯坦布尔谋生,他们在这个城市建了“一夜屋”,安顿了下来。当时超市还没有渗透到城市的每个地区,居民对食品和饮料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还由个体商贩提供。穆斯塔法看准酸奶和钵扎有市场,就挑着担子在大街小巷叫卖。钵扎是一种西亚的浓稠饮料,由小米发酵制成,呈深黄色,微含酒精,在穆斯林中很受欢迎。1969年,穆斯塔法12岁的儿子麦夫鲁特也从乡下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他一边做父亲的帮手,叫卖酸奶和钵扎,一边继续上学。《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通过麦夫鲁特和他亲戚朋友们的众多声部,讲述了他们从1969年到2012年间的经历。这些外来打工者的生命融入了这个时期的伊斯坦布尔编年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

土耳其共和国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1923年成立之初,“国父”凯末尔就把淡化宗教影响作为现代化的关键环节。1928年,凯末尔又推行文字改革,土耳其语改用拉丁字母书写。帕慕克在小说(第五章第十一节)中特意描写了一批年轻人跟随一位“先生阁下”练习传统书法,聆听他的教诲。作者显然以此暗指土耳其国内的一种新趋势。麦夫鲁特是温和的穆斯林,他敬重这位“先生阁下”,也想与他深谈,结果却对他“内心与口头的意愿必须一致”一说颇为失望。麦夫鲁特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这种教条过于简单了,而且不计后果,无助于人们探讨复杂的伦理议题。对一些宗教狂热思潮和与之相伴随的过激行为,帕慕克是深深不以为然的,但是在这部新作里他只是轻轻碰触了这个敏感话题。

麦夫鲁特初到这个五方杂处的城市,只想多帮父亲赚钱,太累了就逃课,于是读书反而成了他的副业。他勉强读到高中,功课太差毕不了业,只好去当兵。两年后回到伊斯坦布尔,没有好去处,就子承父业,继续做走街串巷的小贩。当时高大的旧式公寓楼五六层的住户想从小贩手里买东西,就从窗口放下一只系着铜铃的篮子,篮子一路下降,发出悦耳的铃声。那铃声象征着一种已经逝去的买卖双方互相信任的购物方式。有时篮子里放的是赊账本而不是钱,麦夫鲁特会按主顾的要求将酸奶或钵扎放入篮中,同时在本子上写明分量,便于日后结算,他从不担心顾客赖账。

麦夫鲁特在堂兄考尔库特的婚礼上见到新娘的两个妹妹,与小的那位目光相遇,立即成为她那双美丽眼睛的俘虏。他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另一位堂兄弟苏莱曼,打听姑娘的名字,想给她写信。苏莱曼明知麦夫鲁特说的是小妹萨米哈,却故意告诉他大妹拉伊哈的名字。麦夫鲁特从小读书不好,写情书就为难他了。他请同学代笔向拉伊哈表白爱情,生怕写得不够生动,还从《情书指南》之类的书里寻找不免有点俗气的比喻。他当兵时自己又写了两年的情书。他回到伊斯坦布尔,深信拉伊哈也是爱他的,就在苏莱曼的帮助下实施了大胆的私奔计划。私奔成功了,麦夫鲁特得到的却不是他的意中人,禁不住失望、错愕,但是他知道拉伊哈真心爱他,就尽量克制,决不让她难过,将错就错地与她结了婚。婚后麦夫鲁特兴致勃勃地做小贩,还与拉伊哈产生了真正的爱情。苏莱曼气量小,他看麦夫鲁特生活安定幸福,就把实情告诉拉伊哈,以为这是对两位私奔者的致命一击,却竟然不见效果。苏莱曼这样看麦夫鲁特:“长年累月满含热泪写了情书以后,夜晚黑暗之中发现自己抢来的女孩不是心爱的漂亮姑娘,而是她的姐姐,却像麦夫鲁特那样一声不吭的人,又让我们如何理解?”

麦夫鲁特在婚姻中受过骗,也在叫卖酸奶和钵扎的时候被抢劫过,他后来改做卖鸡肉饭的生意,配备煤气罐的小车又被城管没收了。他不怨不忿,以隐忍和勤劳来获取他的真幸福。小说结尾处麦夫鲁特搬进了伊斯坦布尔的高层新公寓,往昔违章搭建“一夜屋”的人都成了拆迁户,分享到了城市发展的红利。但麦夫鲁特还是若有所失,每个晚上他仍然会挑着担子行走在看似不近人情的混凝土塔楼之间卖钵扎。一个城市的现代性和亲切的叫卖声,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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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夫鲁特有点像辛格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同名主人公,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立场来同情和批评完全无效。骗他的苏莱曼倒是能争善斗,或许他在成长过程中吃过亏,变得心狠手辣,所谓的教训实际上变成了心灵的毒素。

帕慕克2008年5月下旬来华访问时,最后一站就是上海。他非常喜欢这个兼容并包、呈现了文化多样性的城市,到达的第一天下午就非常兴奋,急着与一位作家朋友去外滩,仿佛是赶赴一个迟到的约会。他和麦夫鲁特一样,喜欢在街上行走,诚如小说最后一节的副题所说:“只有行走时,我才能思考。”

城市是有声音的。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是一部色彩之书,但他的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则充满了一个伟大的城市中永不停息的喧嚣:火车和轮船的汽笛声,合法和不合法的建筑工地上的嘈杂,街头的咒骂和打斗……在各种各样的声音中最动人的,莫过于小贩的叫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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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还有另一种声音,那是日常生活中良知的声音。麦夫鲁特并没有指导人生的抽象理念,但是他在现实生活的无数细小事例中,都表现出近乎本能的善良。即使面对尴尬,也不让别人为难。书中一位人物说:“让一千万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的东西是生机、利益和账单,但只有一样东西支撑着这茫茫人海中的人们,那就是爱。”爱从来不是一个闪光的理念,而麦夫鲁特身上的爱特别值得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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